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而斗争。列宁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一、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等的斗争

苏维埃政权自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国内外敌人的疯狂反对和破坏。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头两天,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军事反抗便开始了。公历11月9日[1]克伦斯基纠集了部分哥萨克向彼得格勒进攻;11月11日,彼得格勒反革命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策动了士官生叛乱;前线大本营俄军总司令杜鹤宁也企图策动士兵叛乱,他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责成其与德军和谈的命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依靠革命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支持,迅速镇压了反革命叛乱,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这时,妥协党把持的全俄铁路总执委员会也从政治上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他们要求苏维埃政权停止镇压克伦斯基等的反革命叛乱,成立包括孟什维克与右派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狂妄叫嚣撤销列宁的政府首脑职务。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党当时派他同全俄铁路总执委会谈判)、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与国内阶级敌人紧密配合,竟然也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让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让布尔什维克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主张同这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提议,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叫作破坏革命事业的工贼。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留亭四人因反对党中央决议而声明退出党中央委员会。接着,李可夫等三人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党内机会主义者这种分裂活动得到敌人大声喝采。国内外反革命都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然而列宁指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2]他还指出:“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决不应当有别的政府。”[3]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仍然主张与一切赞同苏维埃政权的党派和政治力量建立联盟。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使左派社会革命党掌握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某些领导人参加了人民委员会。

十月武装起义以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措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与健全了苏维埃国家机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各部院、地方专员、旧法院及警察机关统统被废除,相继建立了各人民委员部、苏维埃人民法院与人民警察机关。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12月20日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工人赤卫队和起义的革命士兵的基础上,1918年1月28日(俄历1月15日)和2月14日(俄历2月1日)苏维埃政府发布了成立红军和红海军的法令。与此同时,1月19日(俄历1月6日)解散了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这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

在苏维埃国家建设方面,列宁指出必须严格遵循巴黎公社的原则。为此,苏维埃政府吸收了成千上万优秀工人、士兵参加国家机关工作,发动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与监督;规定人民不仅有选举权,而且有可以随时罢免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通过了国家工作人员(直至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工资标准为每月500卢布(相当于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法令。

为了打垮和消灭资产阶级经济势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经济机关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没收了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实现了工业、银行以及对外贸易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苏维埃政权还宣布废除了沙皇和临时政府所借的280卢布(至1917年年底)的国债,打击了国际资本主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独立。

布尔什维克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附带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根据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在全国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贫农、中农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一亿五千多万俄亩土地。土地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此外,苏维埃政权还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宣布废除人的等级区分,实行男女平权以及教会与国家、教会与学校分离等等。1917年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境内各民族权利完全平等,废除民族压迫制度。1918年1月23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一宣言成为1918年7月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的基础。

由于实行上述种种措施,大大摧毁了资产阶级、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势力,初步整顿、巩固了议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对外政策方面,列宁考虑到在一个时期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列宁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4]列宁的这种观点,是1920年他提出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18年3月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5]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往后列宁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傲骄。”[6]苏修叛徒集团妄图把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歪曲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只能暴露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叛徒嘴脸。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是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条件。当时,俄国经过了三年多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广大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和平,而国际帝国主义却要拖住俄国继续战争,以便乘机拖垮苏维埃政权。它们还积极策划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在当时条件下继续战争,就无异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命拿来孤注一掷。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苏维埃政府便多次向各交战国提议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各协约国拒绝了这一建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便决定单独与德国举行和平谈判。列宁认为,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在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退却,与其签订和约,那怕是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只有这样做,苏维埃政权才能取得暂息时机,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反之,“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绝埃政权。”[7]

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白卫分子起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止,都反对签订和约。他们企图假手德军的进攻来消灭苏维埃政权。围绕着和约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和以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勾结在一起,疯狂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当时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在“左”的词句掩盖下从事革命空谈,硬说德国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发动进攻,德国马上就要爆发革命,如果与德国媾和就是支持德国帝国主义而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等等。托洛茨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配合下,鼓吹“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口号,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执行继续战争的叛卖政策。他利用负责外交工作而率领代表团参加在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城与德国谈判的机会,推行危害苏维埃政权的叛卖路线,拒绝执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的指示。他在1918年2月10日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时声明说,苏维埃政府拒绝在德方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同时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托洛茨基所采取的这种反革命立场,为德国帝国主义进攻提供了借口,于是德军在2月18日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中。

在苏维埃国家存亡的严重关头,列宁和党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战斗口号,动员群众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并于2月23日取得了阻止德军向彼得格勒推进的胜利(这一天定为红军节)。另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指责他们是“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列宁说: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促进德国革命的发展,而“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8]同时列宁反复向党内同志说明为了革命根本利益暂时牺牲一些次要利益的必要性,虽然签订和约会使俄国失去一些领土,但却能以空间换取时间,赢得为巩固年轻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暂时喘息时机。这是一种革命的妥协。这种妥协是是完全必要的。当时党内的斗争极其尖锐,列宁一度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列宁的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和耐心的说服教育,终于使中央大多数同志觉悟过来站在列宁革命路线一边,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党中央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决定。1918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这时德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却比第一次更为苛刻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中央遭到失败后,又进一步进行分裂活动,企图拉拢一部分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对抗。当时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控制的莫斯科省委会竟然通过了分裂主义的决议,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决议声称“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9]列宁斥责这种决议是“奇谈与怪论”。说他们不懂得,“现在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10]

为了最终解决签订和约问题并粉碎布哈林、托洛茨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于1918年3月6—8日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确认列宁在解决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必须批准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的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最终失败。1918年3月14日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反对批准和约而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至此,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破裂了。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列宁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革命范略的范例。列宁1920年在回忆这一问题时指出:“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终于占了便宜。”[11]他教导我们:“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敌视。这个原则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已经掌握了,而且在实际上已经运用过了。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12]列宁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苏维埃政权在缔结和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以后,便赢得了一个暂息时机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并着手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遇到富农的强烈反抗。当时俄国有200万户富农,他们是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他们趁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特别是国内粮食极端困难的时机,大肆进行粮食投机,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且竭力利用它们的势力,迫害贫农与苏维埃干部,篡夺基层政权的领导权。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5-6月间,组织了反对富农的斗争,颁布了粮食专卖法令,派遣大批工人下乡帮助贫农,组织了贫农委员会。各地都整顿改选了农村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富农的余粮,镇压了富农的反抗。反对富农斗争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阵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列宁指出:“对农村来说,城市的十月革命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成为真正的十月革命。”[13]

富农的反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他们恶毒攻击“贫农委员会里是些二流子,说工人抢劫劳动农民的粮食。”[14]列宁在痛斥他们的反动谬论时指出:“富农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叫喊‘二流子’,自己却抢粮食、藏粮食,进行投机,希望靠工人的饥饿和痛苦来发财。”[15]

富农的反抗失败后,一部分反映富农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遂公开进行反苏维埃活动。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们在美、英、法等国政府支持下,在莫斯科等地发动武装叛乱,但很快被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党经过这一时期的艰苦斗争,使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就为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三年革命战争(1918—1920年)奠定了基础。

注:

[1] 从这起,以后都用公历。

[2]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5页。

[3]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3页。

[4] 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9页。

[5]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6] 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7] 列宁:《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

[8] 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6页。

[9] 转引自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54页。

[10] 列宁:《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5页。

[11]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0页。

[12]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9页。

[13] 列宁:《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全卷》第28卷,第124页。

[14] 转引自列宁:《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列全集》第28卷,第155页。

[15] 列宁:《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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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6.2.1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 哔哩哔哩》发布于:2024-11-28